一种奇特的疾病只感染亚洲人

医学界发现近年台湾、泰国和美国等地区出现一种新怪病，患者没感染艾滋病，但却出现与艾滋病一样的病症，即免疫力极度下降。据了解，全球已确诊的此类病患者有多例，台湾就有50多例。到目前为止，患者均是亚裔黄种人，因此，这种病被命名为“亚洲新型免疫缺损症”。因这种病病症与艾滋病相似，也被称为“类艾滋病”。

　　据介绍，50多岁的人容易患上这种病，致病的原因不详，但确定此病不会遗传，也不会像艾滋病那样透过病毒传染。

　　参与研究的台湾成功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兼儿科教授谢奇璋表示，一般免疫疾病患者是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攻击身体各部分，但新病症患者出现“免疫力暴冲”现象，会产生特别的抗体，攻击免疫系统，导致免疫力下降。

其实早在前年，我国国内就已经有一群特殊群体，被称为艾滋病抗体阴性患者，就是在患者体能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是其症状却酷似艾滋病感染，免疫力及其低下。这种病在国内自2年其实已被发现，由于原因不明，故被称为“突发性CD4减少症”，因为CD4对于免疫功能正常运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艾滋病这是攻击CD4细胞的。但可惜的是国内的专家当时组织团队对此进行研究，最终结论是这部分人群为“恐艾心理”。但事实其实不是如此。因为有证据表明，美国情报单位，一直试图研究新型的生物武器，这类生物武器以在短期内摧毁人体免疫功能为目的，实现短时间内对有效人群进行大规模杀伤的战略。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玛塔伊就称用长达页的论文以及相关辅佐资料证明艾滋病毒为当年美国为清除非洲黑民而研制的病毒武器，更指出，年确定的HIV只是美国特殊部门研制的初级产品，或者未完成品。该论点一出，随即引起不少生物学家的重视。目前生物学界已形成一种共识，就是长达数亿年的多细胞生物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病毒能够以免疫系统为目标，因为从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讲，这种以杀伤自己天敌为进化目标的情形，称为进化跃进，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形成的，起码要为时几百万年。但这种观点不少生物学家不敢发表在正规的生物学杂志上；曾有消息指，美国乔治美生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6年欲联合发表这个观点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但随之被杂志方截稿，该研究团队更被乔治美生大学集体开除。这其中难道没有阴谋？叫人也不敢相信。所以，这次针对黄种人的类艾滋病毒，不可能不叫人怀疑。难道病毒长脑袋，可以辨别黄种人，黑人与白人？为什么非典针对的人群是黄钟人，这次类艾滋病毒针对的人群又是黄种人？为什么这种病毒的生物学特性这么像AIDS，却多了一种隐藏属性----检测不出抗体？这一切一切，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有可疑的。在此仅希望当局一定要注视这种情形，不要等病症泛滥开来像SARS一样时才醒觉，那是为时已晚！

新闻报道

[提要]8月下旬，国际医学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刊载由台湾地区、泰国及美国等医学研究人员的合力研究，确认全球出现一种新病症，即类艾滋病。据媒体报道，全球迄今已确诊多例。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吴尊友称，所谓的“恐艾”或“阴性艾滋病”与类艾滋病“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类艾滋病患者有免疫功能受损的情况，而“阴性艾滋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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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性艾滋病”并非类艾滋病 　　我国将加大特殊抗体检测防治类艾滋病

　　一种被称为“类艾滋病”的新病引发公众及卫生部门的高度 　　这种新病和9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阴性艾滋病”（恐艾人群）是不是一种病？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吴尊友称，所谓的“恐艾”或“阴性艾滋病”与类艾滋病“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类艾滋病患者有免疫功能受损的情况，而“阴性艾滋病”没有。

新型怪病“类艾滋”侵袭亚洲

　　两种病是不是同一种病 　　“阴性艾滋病”非类艾滋病

　　一种被称为“类艾滋病”的新病症引发公众以及卫生部门的 　　据媒体报道，包括台湾已确诊的50多名患者在内，全球迄今已确诊多例。此类病人未感染艾滋病，但却出现类似艾滋病的免疫力极度低下的症状。因患者至今全为亚裔黄种人，因此被命名为“亚洲新型免疫缺损症”。

　　那自9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阴性艾滋病”或“恐艾人群”是不是类艾滋病？两者有什么关联？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疾控部门已经做过相关的调研。结果显示，在泰国和台湾的类艾滋病患者中，虽然病因尚未明确，但有明显的免疫功能受损的情况，既有临床表现，也有实验室特征，如皮肤明显感染、卧床不起等。

　　不同的是，“恐艾”者们没有任何免疫功能缺损的情况，“如果免疫系统缺损的话就很容易感染，比如各种细菌性和病毒性的感染，医院做检查时未发现任何异样，对他们的免疫功能进行检测也没有发现任何损伤”。吴尊友称，结果证明，所谓的“恐艾”或“阴性艾滋病”与类艾滋病“完全不是一回事”。

　　区别

　　阴性艾滋病：无免疫功能受损情况，部分人有肠鸣、打嗝、关节响、睡足觉了但却觉得没精神等症状。　类艾滋病：有明显的免疫功能受损的情况，既有临床表现，也有实验室特征，如皮肤明显感染、卧床不起等。

　　50多岁的人容易患上这种病，致病的原因不详，但确定此病不会遗传，也不会像艾滋病那样透过病毒传染。而且，这是可以治愈的疾病，在台湾，治愈的病例很多。患者会因感染而变得消瘦。

　　患者都曾发生严重霉菌、分枝杆菌或沙门氏菌等特定细菌感染，"有人霉菌长得全身都是，有人罹患分枝杆菌肺炎，怎样治都治不了"，经免疫检查，确诊是罹患亚洲新型免疫缺损症，所幸台湾病例都没死亡。[详细]

　　很难从症状判断患者是否罹患此病，但只要反复感染结核分支杆菌与沙门氏菌，就要怀疑。[详细]

　　诱因1：可能是亚裔基因或亚洲特定环境所致。

　　诱因2：有可能是某种感染触发了该疾病，尽管疾病本身似乎并没有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是生活在别处的亚洲人或亚洲出生人士，这表明遗传因子和环境中的一些事物例如感染有可能引发了该疾病。

　　提醒：一般霉菌感染经用药1个月可康复，但若是霉菌蔓延到脸部、躯干、四肢都有，或常感染且久治不愈，可能是免疫力出问题，医院检查。

　　我国如何防治类艾滋病

　　医疗机构检测特殊抗体

　　泰国离我国近在咫尺，且媒体报道类艾滋病“专门感染亚裔黄种人”，公众怀疑我国感染此病的风险比较大。对此，吴尊友称，除了已经报告病例的泰国和台湾外，中国大陆是否也有类似现象尚不清楚，但因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频繁、人员流动性强，因此并不排除也存在有这样的病例，可能相关病例“尚未引起临床医生的注意而已”。

　　为了及早发现我国境内的类艾滋病感染者，疾控部门已着手进行技术储备。吴尊友称，研究人员已发现，与艾滋病感染者体内的逆转录酶活跃性较高一样，类艾滋病感染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体内的伽马干扰素抗体的含量较高，是其他病毒体不具备的特征，因此将“按图索骥”，一旦医疗机构发现有免疫功能损伤的患者，却查不到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的话，将考虑用此技术来进行检测，确诊或排除类艾滋病感染。

　　吴尊友坦言，从目前媒体和医学界的描述来看，类艾滋病是一种没有传染性、病因不明的免疫功能损害症状。

　　他表示，对新型疾病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艾滋病年出现的时候也不明病因，但观察到一些迹象，某些特征的人容易感染，如同性恋、吸毒者、使用血液制品的血液病人。通过这些特征的描述，就怀疑可能是通过血液和性途径进行传播的，直到年才确定它的传染性。

　　恐艾族的“坚守”与“逃离”

　　他们是特殊的群体。不少人有打嗝、关节响、肠鸣等症状。

　　他们中的有些人不断寻医问药，但却不相信专家和医生的话，总觉得自己的病被专家轻描淡写，总觉得自己的怪病没被检查出来。

　　而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奇迹般地获得新生，以前的怪异症状没有了，自我总结称是“心理因素在作祟，自我调节后就没事了”。

　　病魔

　　上午10点，不时打着喷嚏、脸色蜡黄的孙力还窝在床上，伸手可及的小桌上堆放着阿司匹林肠溶片、丹参滴丸等三四种药，上不来气或者肠子里又有奇怪的声响时，他就会吞下几粒。

　　他说，在“这个病”之前，自己身体结实得很，偶有感冒挺两天也就好了。

　　年8月的一天，孙力突然觉得自己淋巴在肿大，胸口憋闷、半夜盗汗、乏力、皮疹等症状也接踵而至，妻子和儿子也几乎同时出现类似的症状。随后，他带着妻儿到处寻医问药，乙肝、肾功能、呼吸、心脏……从头到脚一遍遍地接受各种检查，一摞摞的化验单、检查单的最终结果却让孙力觉得不可思议：什么问题都没有。怎么会？

　　曾经的一次不洁性行为让他想到了“艾滋病”，仗着胆做了HIV抗体检查后，结果仍让他感到很奇怪抗体阴性，那到底怎么回事？

　　在网页的搜索栏里输入自己的症状后，“阴性艾滋病”的字眼映入他的眼帘，“没错，肠鸣、打嗝、关节响、睡10个小时还是觉得没精神”，看到许多网友和自己一样有着10多种难以名状的症状，“如梦初醒”的他给自己“确诊”了。

　　怀疑

　　之后，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对和孙力有相同症状的59名“不明病毒感染者”进行了全面检查，包括常规体检、实验室检查，并由国家疾控中心下属性病艾滋病中心进行了性病艾滋病特异性检查。

　　但面对“无气质型病变，主要为精神因素所致”的结果，孙力不能信服。他陷入了无解的焦虑和无助中。“可能是感染了一种现有医疗技术查不出的新型病毒，不然正常人怎么会舌头上长白毛？”

　　去年5月，听说广州的流行病学家钟南山也 　　EB病毒，俗称“疱疹病毒”，分布广泛，多呈散发性，主要因亲密接触如接吻、分享食物或咳嗽而传染，全年均有发病，以晚秋初冬为多。孙力感染的正是EB病毒。“感染者中有部分人有我们这样的症状，有的人没有”。他拒绝治疗，并于上周和几名“病友”寻求再次检查和“确诊”。

　　新生

　　在位于鼓楼西大街的一处宾馆房间内，孙力的一名湖南“病友”将右臂举到记者面前，反复伸折着，“关节的响声听到没？一天要响四五十次呢”，孙力凝视着这位病友，又看看记者，表示认可，房间里静悄悄的。

　　专家曾光解释，没有一种病的诊断将CD4作为主要指标。有一些人，甚至是正常人，CD4就是低的，还有一些人精神焦虑，也会导致CD4降低，比如疲劳综合征。这和国家疾控中心性艾中心主任吴尊友日前接访孙力的结论不谋而合“初步判断为精神类疾病”。

　　采访中，孙力对“精神病”始终抱有抵触和不屑情绪，也不满“恐艾族”这个称号，试图确诊的路并不顺利。

　　不同的是，他曾经的不少“病友”已经获得了“新生”。

　　经过了为期半年的“阴霾期”，家住四川的杜国庆再也没有以前的肠鸣、关节响等症状了，昨天，电话那头的他对自己9年“跟风”加入“恐艾族”行为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多数当时以为的症状现在想想，好像都不曾存在过，“多半是心理因素在作祟，自我调节再加上和曾光教授沟通后就没事了。”

　　采写本报记者李秋萌图片本报记者王海欣

美国总统委任的调查委员会

承认美国上世纪40年代人体试验

　　美国总统委任的调查委员会承认美国上世纪40年代对危地马拉在押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实施性病人体实验。

　　美国医生约翰·卡特勒为所谓的“病人”注射。

　　年起，美国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把数百名非洲裔男子当作实验对象。

　　年，德国纳粹空军为测试人体抵抗低温的极限，强迫实验对象泡在冰水3小时。

　　本版文字综合新华社

　　美国总统奥巴马·贝拉克任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29日说，美国政府研究人员上世纪40年代在明知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对危地马拉在押人员和精神病患者实施性病人体实验，至少致死83人。

　　没把实验对象当人

　　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去年11月成立，定于今年12月公布危地马拉性病人体实验最终报告。委员会发现，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在危地马拉监狱着手实验时，几乎没把实验对象当人对待。

　　为了研究测试青霉素能否用于性病防治，接近人接受诊断测试，超过1人经性行为或人为“接种”方式接触淋病、梅毒等性病病毒。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成员史蒂芬·豪泽说，年至年间，1名危地马拉人面临性病感染风险，但文件档案显示，仅不足人接受某种程度治疗。

　　委员会负责人、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这项人体实验研究是“医疗史上可耻一页”，调查将还受害者以公道，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人体白鼠”毫不知情

　　生物伦理问题研究委员会认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故意让实验对象感染性病，操作实验时无视医疗伦理道德，明知故犯。研究人员把已经感染性病的妓女带入危地马拉监狱，令在押人员接触病毒。另外，他们还故意弄破一些在押人员或精神病患者的生殖器官、胳膊和脸上肌肤，再让受伤肌肤接触性病病毒。实验对象染病后，研究人员对他们施以青霉素并观察效果。

　　这些实验对象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沦为“小白鼠”。梅毒等疾病如果不及时接受治疗，可能导致患者身体器官严重损伤、瘫痪、失明甚至死亡。当年从事这一研究的美国医生约翰·卡特勒在一份文件中指出，他为一名精神病女患者接种梅毒后，女子濒临死亡，但出于研究考虑，他继续为女子接种性病病毒，后者最终感染重病身亡。

　　委员会负责人古特曼29日说，大量证据显示，研究人员企图掩盖事实，他们的所作所为缺少对人权的基本尊重，更谈不上符合医疗研究道德。

　　为了研究测试青霉素能否用于性病防治，接近人接受诊断测试，超过1人经性行为或人为“接种”方式接触淋病、梅毒等性病病毒。

　　当年从事这一研究的美国医生约翰·卡特勒在一份文件中指出，他为一名精神病女患者接种梅毒后，女子濒临死亡，但出于研究考虑，他继续为女子接种性病病毒，后者最终感染重病身亡。

　　奥巴马已向危地马拉总统道歉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医学史学家苏珊·里维尔比9年梳理已故医生卡特勒资料时，发现这段危地马拉监狱内的惊人历史。事件曝光后引发舆论广泛 　　危地马拉先前谴责，性病人体实验涉嫌反人类罪，危地马拉政府将考虑向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危方就此展开调查，一些实验受害者和家属正起诉美国政府。里维尔比说，参与实验的美国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应对威胁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士兵的一大疾病，战胜性病是他们的 　　另据中新社报道4月2日，全球顶级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高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本周被多人联名告上法庭，称该校参与了20世纪40至50年代在危地马拉进行的美国政府医学实验，令当事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故意感染上性传播疾病，其中包括儿童、囚犯、妓女和精神病患者。

　　实验的结果造成一些人死于梅毒，幸存者声称他们将疾病传给了子女，很多孩子生下来失明、严重残疾，至少有一个案例中的婴儿没有大脑。

　　据估计，约75%的被感染者接受了治疗，而只有25%完成了治疗。

　　受害者之一的奥雷利亚纳(MartaOrellana)回忆说，自己在孤儿院时奉命去医务室，被扎手指感染了梅毒，当时年仅9岁。几周后，她被叫去从脊柱抽取黄色的液体。研究结束后，她还见到一名医生欲绑架她继续实验。

　　受害者奥雷利亚纳

　　美国政府直到年才承认这个实验。时任危地马拉总统的科洛姆谴责这一梅毒实验是“反人类罪”。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和卫生部长都为此道歉。

　　4年前，受害人曾控告8名这项研究中的美国政府官员，但一位联邦法官以美国政府对境外发生的事没有责任为由，驳回了诉讼。

三大泯灭人性的人体实验

　　1美国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唤起美国人的另一段可怕记忆，即“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自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门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把亚拉巴马州数百名非洲裔男子当作实验对象，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而当事人实际上未得到任何治疗。公共卫生部门对实验对象隐瞒真相长达40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这一研究直到年经媒体曝光才终止。

　　2德国纳粹人体实验

　　二战期间，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尔曾在数十万名犹太囚犯身上进行过恐怖的医学实验，一些囚犯甚至遭到活体解剖，门格尔因此被人称做“死亡天使”。他在多对双胞胎身上进行各种恐怖的人体实验，包括将各种化学药剂注入双胞胎的眼中，企图改变眼睛的颜色;把双胞胎缝在一起创造“连体婴”等等。这些双胞胎最终只有多些人活下来。

　　另外，德国空军曾于年强迫实验对象在充满冰水的水箱内坚持3小时，测试人体抵抗低温的极限。还有实验将囚徒脱光衣服扔到温度低于零度的室外数小时，再尝试各种方法让实验幸存者回复体温。

　　3日本部队实验

　　侵华日军第部队始建于年，最初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年8月改称满洲第部队。日军先后在长春、北京、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等地设了大型生物战基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物战体系。

　　部队的指挥官石井四郎及其下属犯下的众多暴行包括：最残忍的活体解剖;在女囚徒身上进行梅毒试验;用马血等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

　　年，日本战败投降，部队为了掩盖罪行，屠杀最后一批在押人员，自行炸毁细菌试验生产的核心建筑设施，并在战败前用数十辆专列把其设备、资料和人员拉回国内。而石井四郎在战争结束时获得了美国占领军队官方的赦免，并没有因为他犯下的罪行而在狱中度过余生，他在67岁死于咽喉癌。

　　制生权将引爆新军事革命

　　 　　作者：郭继卫来源：中国军网-中国国防报发布时间：-01-:13:30

　　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和重大突破，将对未来战争形态及战斗力生成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在“制信息权”之后，人类将可能出现“制生权”争夺时代，并将为未来军事斗争开辟一个全新的作战空间——生命微观战场。为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及早着手应对生命微观战场的挑战。

　　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和生物时代的到来，军事领域将会受到生物科技浪潮的巨大影响，未来军事发展必然被生物科技所改造，制生权的争夺必将引发新的军事革命。

　　国家安全面临生物科技挑战

　　俄专家沙瓦耶夫将全球性危险源分为三类：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创造的技术和工艺世界。而世界上还没有哪种威胁能像生物威胁一样贯通于这三者之间——包括自然界的生物因素如重大传染性疾病，社会因素如传统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以及由于生物科技研究方法运用不慎而可能出现的人为生物灾害等。因此，现代生物科技已成为国家或军事安全领域中愈显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许多生物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摆在人类面前。比如，“非典”、禽流感的肆虐，直接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克隆与转基因技术对现存生物秩序的影响，带来伦理学的困惑等等。生态安全与人的环境安全密不可分。

　　与信息技术不同，生物科技本身就具备对人的破坏能力。这种破坏能力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破坏生态环境，改变某种生物体的性状，继而作用于人类——使过去对人类无害的物种变得有害，或低危害的变得高危害。二是对生物进化秩序的破坏。经过亿万年的生物进化，人类形成了特定的结构秩序，这是相对稳定的、成熟的。而如今，现代生物科技完全有能力改变这种秩序。倘若真正加以施行，必然会对人类生存状态构成挑战，甚至形成遗传危机。三是对人类健康状况的破坏。人们能够利用生物科技治疗疾病、维护健康，也完全可以利用生物科技制造疾病、破坏健康。四是对人的功能系统的破坏。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功能特征是由微观结构调控的，人为改变这些结构，就有可能出现某些特定的功能变化。这种变化的破坏作用具有很大威慑潜力，特别是在国家与军事安全层面，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及无规则、无秩序性，如果不能做到预防在先，就会种下安全隐患。因此，现代生物科技无论是对国家发展战略还是军事变革，都是非常活跃的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未来潜在军事应用价值巨大

　　现代生物科技不仅在国民经济等诸多方面具有推动作用，其在军事领域的价值也十分巨大。

　　第一，生物科技蕴藏着巨大的军事能量。冷兵器时代进行的是体能战争，热兵器时代进行的是热能战争，信息化时代的军事斗争形态则呈现为信息能的较量，生物科技时代的战争将被引入生物能空间，这既是地球能量运动的基础层面，又是生命运动的最高能量层面，具体表现在依赖于生物能、作用于生物能、操控于生物能等方面。与以往战争的能量体系不同，生物能的运用将使战争回归到自然的能量平衡，而不再是无休止地消耗地球亿万年来贮存的能源。

　　第二，生物科技带来先进的军事效益。以往战争是在基于破坏人类文明成果的前提下，实现强制与屈服目的。信息技术使武器装备打击精度成倍提高，但其攻击目标仍然是人的整体及各类军事设施或基础设施，必然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破坏。生物科技则将战场定位于人体本身，针对于人、局限于人，可以攻击人体的部分或几分之几，精确到特定生物性状，不需要大面积的破坏，这必然使得战争的效益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第三，生物科技作战应用优势突出。军事生物科技区别于传统武器杀伤，主要是技术压制、有度征服、功能损伤和修复，其作战优势突出：一是目标的专一性。军事生物科技致伤既可以针对整个作战人群，也可以针对某一人种、团体和个体的某些生物特征。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已经在研究一种只会伤害阿拉伯人而不会伤害犹太人的基因武器。二是作用的精确性。军事生物科技攻击特定目标时，可以根据作战目的精确到基因调控的功能性状单元，致伤只作用于某种基因的特定序列或某种蛋白质的某种结构局域，只对目标的特种生理功能，从而使目标丧失战斗能力，但又不危及其生命，杜绝了传统生物武器大规模、大范围、不分彼此的恶劣杀伤后果。三是方式的隐蔽性。军事生物科技可利用的生物体种类繁杂，数量巨大，可被攻击的靶点十分繁多，破解非常困难。加之其使用难以被侦察或预知，目标被攻击后难以迅速明确诊断和及早实施治疗，只有在明显干预(致伤)效应出现之后，才能确定受到军事生物科技武器攻击，隐蔽性强。四是效果的可控性。军事生物科技的攻击不完全在战场上进行，而是前移至研制或准备阶段。对靶目标的攻击可以在实验室中完成，能根据具体情况控制毁伤力，如干预哪些功能及干预的程度等。五是空间的多维性。军事生物科技可打破任何界限，在社会、生理、心理各个层面震撼、威慑、打击目标，可在陆、海、空、电和认知等各个维度攻击实体目标。

　　将引发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战斗力生成要素主要包括人、武器及人与武器结合三方面。生物科技的发展将会对这三个要素产生重大影响，必将引发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

　　人将透明化。当军事生物科技揭示基因的奥秘和蛋白质功能时，对人自身的认识从“模糊人”变成“透明人”，那么，战场上对人的征服就不再通过肉体的损伤和致死来达成，而变成削弱或暂停其战斗能力，战争的本质就从暴力最大化转变为功效最大化，战场上不再追求杀伤多少敌人，转而追求控制多少敌人而不被对方控制和削弱。同时，用军事生物科技提高和促进人的能力成为可能，可以攻克战士自身体能智能的缺陷，成为“全能战士”。

　　武器将智能化。现代生物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对武器装备的功能、性能、效能都将产生巨大甚至颠覆性的影响。如武器装备更加智能化。当生物科技帮助我们解开各种生物体各种功能发生的过程时，就能根据人类需要，设计出具备特定功能或综合智能的生物体、人机装备。而且，武器装备打击范围更广。生物科技为人类打开了新的微观战场，阅读与控制人类的认知、思想、行为、意图等精神活动已成为可能，武器装备的打击范围拓展到人类的认知过程和行为。

　　人与武器一体化。由于军事生物科技从微观领域揭开了人类生理、心理活动基础，使未来装备的设计更符合人性特点，符合个人需求。武器装备不再是根据工厂统一的标准制造的，而是根据战斗人员或“靶标”人员的特点而“定做”的。生物科技与纳米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的融合，可以在人体内或体外植入生物传感器或控制器，能够使指挥员随时了解战斗人员战斗位置、健康状况、作战能力、情绪反应等信息，从而真正做到知己或知彼。

　　随着现代生物科技军事运用的拓展和深入，作战主体将变“体能型”为“智能型”，武器装备将变“武器信息化”为“生物信息化”，作战目的将变“基于毁伤”为“基于功效”。这必将促成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从而带动新型军事知识体系及能力结构的形成，变革军事教育训练和管理手段，最终引发以现代生物科技为标志的新一场军事变革。(作者系第三军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继卫，男，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现为第三医院(医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陆军大校。发表过百万余字的军事学术专著，从事军事医学发展战略研究，首创“制生权”理论。出版军事专著《制生权:军事变革的未来制高点》，有关论文在国际著名军事杂志《militaryreview》(美国《军事评论》)、《militarymedicine》(美国《军事医学》)和第37届世界军事医学大会等发表，受到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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